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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

语言学发展论文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以被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开拓时期。除原有的三大领域外,社会语言学又开拓了其它领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言语接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最快。

1.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初。甘柏兹的《话语策略》[4]的出版,标志着互动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互动社会语言学重在研究如何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是“互动”,认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甘柏兹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会话策略、语境提示、会话推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会话策略是指会话参与者能够维持会话继续、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会话推断即话语理解的情景化或语境化过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评估交际参与者双方目的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语境化提示即提示有关交际知识,尤其是语境的语言信号,包括语码转换、超新段标记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际互动中引导指示话语、预测行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Goff-man进一步补充完善了Gumperz的语境推理,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响力的礼貌原则;Tannen则将研究中心转向异性之间的言语互动,特别强调谈话的节奏性。

2.言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不同说话人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因而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语言学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语互动观[6],摒弃结构主义的“理想”同质状态,朝着“真实”的言语社区的方向不断前进。Hockett、Lyons认为言语社区具有单语性,即某一语言社区内只流通某一特定语言(方言)。甘柏兹对言语社区单语性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为避免“以语定区”带来的单语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作为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整合了共同准则的变异遵守等观点,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进而强调了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言语社区界定的不断深化,言语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越来越明确,并占据主流。此外,个人认同在言语社区的界定中同样备受关注。LePage指出言语社区中个人认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许多不同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同不同的言语社区。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对个人认同问题作了研究。

3.语言接触19世纪史密斯、特鲁别茨柯依对施莱格尔“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之后,语言接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直至Kipar-sky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语言接触深度的观点,语言接触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此后,这一观点被大批学者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语言材料及观点。语言接触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即以接触中一种语言为基本视角,研究其在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情况,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语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关注语言转用、语言混合和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可以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而社会双语现象又可分为稳定和竞争两种情况。对于稳定的社会双语现象的理论研究,主要归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双言制”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变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工;同时,提出“语域”理论,用以分析语言变体在缺乏社会规范时的使用情况[9]。

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引进期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直至80年代末,国内语言学界才开始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此时以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主,尚未展开结合汉语实际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译作和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引进期。理论译介方面,大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形式被引入国内语言学界。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通论性著作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仍在继续。较上一时期而言,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将这一时期称为模仿时期,即模仿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时期。专题研究成果集中在语言变异、语言接触、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等几个领域。1.语言变异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语言变异的重要性、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语音词汇句法变异、特定地区语言变异等。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居多,包括广告中语言的变异现象、教学及词典编纂领域的语言变异现象、网络语言中的变异现象等。学者对语音、词汇、语法的语言变异研究都有涉猎。语音变异方面,以个体音变研究为主。赵一农[10]从语音变异研究出发,论述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词汇变异方面,王立、程祥徽、苏金智等研究的是人体动作词语、新词、词语差异方面的词汇变异;苏金智则从词汇变异角度研究语言变异与多样文化的关系。句法变异方面的研究较少。2.语言接触研究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已涉及语言接触的多个领域。赵杰从语言接触引发语音干扰的角度,研究北京话受满语和旗人话影响所产生的“融合式音变”现象。苏金智从语言接触引发借词的角度,研究汉语借词,提出借词演变的基本模式。吴雅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法渗透的角度,研究汉语语序对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的同化作用。罗美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言替换、语言影响、语言混合和融合三种现象出发,对五色话、白话、五屯话、干河滩保安语的语言质变进行考察。综上所述,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仍处在具体例证阶段,即运用西方语言接触理论及方法,例证中国的语言接触问题。3.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是国内言语交际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姚亚平的《人际关系语言学》和刘焕辉、陈建民主编的《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等。20世纪末,孙维张、吕明臣的《社会交际语言学》着重理论阐述,强调言语交际的社会性,试图从宏观角度建立交际语言学的基本框架。岑运强从人类学史、语言学史及言语语言学的视角,追溯言语交际语言学在东西方的源头,首次从结构上分出说服学、回答学、语境学、语言变异学,从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学、演讲学、辩论学、谈判学、推销学、广告学。4.言语社区研究言语社区理论是近年来刚刚引入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新理论,郑海翠、张迈增、张红燕简要探讨了言语社区的相关理论。杨晓黎对构成言语社区的基本要素问题展开讨论,对言语社区理论中的“设施”要素提出了质疑[15]。夏历依据在京农民工的资料,质疑言语社区的“地域”要素[16]。但言语社区方面较有影响力的重要理论尚未建立,仍处在萌芽阶段。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仍集中在运用此理论的实证性调查方面周刚对海外华人、校园、网络等社区内的群体言语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17]。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如语音部分,学生较难掌握的某些元音与辅音存在于某些同学的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里,通过这些同学的现场发音并对这些同学的发音进行采集,可以提升学习效果。比如颤音的学习,对于民族语言及方言中没有此辅音的同学来说,学习起来难度较大,而维吾尔语、撒拉语、蒙古语等北方民族语言中存在,这些同学的现场发音,让其他同学真切地感受到这个音的发音特点,同时我们将其采集下来,整理到教学语料库中,为教学服务。又如语法部分,语法的组合规则中讲到述宾结构,这种结构是人类语言中普通存在的结构,但两个成分的排列次序不同语言各不相同,汉语中宾语在述语之后,而傈僳语、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中宾语在述语之前。我们通过对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同学的语言资料进行采集,丰富教学语料的同时更好地加深同学们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并引导同学们去留意与思考这种语言现象。再如语义和语用部分,关于词的象征意义,我们在教学中举出同一词,在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学生对自己懂得的语言能自然接受,但对自己陌生的语言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那么在讲这一知识点之前,可要求学生去收集自己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词,在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积发,课堂气氛得以活跃,相关的理论知识大家也很容易接收。作为教师,如果针对不同章节,组织学生有意识地收集相关的语料,建构属于自己院校的语言学概论教学语料库,那么长期积累下来就是非常可贵的民族院校语言学概论教学素材。

二.分组实践:基于调查与报告相结合的教学互动

民族院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或汉语方言区域,他们的母语大多为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这是民族院校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的优势所在。近三年来,我们给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开设语言学概论,对所有学生进行细致调查,收集学生掌握语言的基本情况,并建立学生语言基本信息库。这个基本信息库包括有学生的姓名、学号、民族、籍贯、掌握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情况、掌握文字情况等内容。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拥有不同的母语,涉及不少民族语言,如壮语、黎语、藏语、苗语、白族语、畲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彝语、侗语、水语、锡伯语、哈萨克语、撒拉语、珞巴语、土家语、傣语、朝鲜语、布依族语、仫佬语等,还包括不少的汉语方言,遍及各大方言区,如赣方言、粤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及东北、西北、西南及江淮等方言。基于学生语言基本信息库,按掌握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的情况进行分组,这就形成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的基本组成单位,大部分的调查与报告均以小组进行安排。

语音部分的教学历来是语言学概论教学中的难点。语音部分要求明确认识语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初步掌握人类发音、准确掌握普通话发音的基本原理和常用国际音标。这些教学内容本身就有较强的实践性,如果单纯从理论着眼,讲授发音相关原理,学生接受效果就很差。讲语音的物理属性,涉及语音四要素音高、音长、音强、音质等,讲其生理属性就会涉及发音器官、发音部位,这些内容倘若抽象进行讲解,学生难于理解,就需要借助一些实物、运用一些仪器来进行讲解,让学生实际去使用浪纹仪、语图仪等,通过亲自去实践加深对语音四要素的理解与认识。对于常用国际音标的掌握,除了课堂上通过录音与教师的实际发音,让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发音要领去体会外,还需要课外的练习与辅导。民族院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或汉语的不同方言区域,对常用国际音标的学习自然会呈现出个体的差异性。针对这一点,我们对所有学生掌握民族语言及方言情况进行了统计,建立了数据库,根据不同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对学生进行了分组,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加强了分组的课外辅导。在学习了语音部分后,让同学们根据给定的语料运用录音软件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及方言进行了录音,鼓励学生运用国际音标进行基本的记音活动。在记音过程中,同学们会自觉地运用国际音标,遇到问题也能通过查找相关资料、与老师同学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在这种实践教学形式中,学生加深了对常用国际音标的认识与运用,进而达到相关的教学目的。语法部分的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如何让学生去理解语法结构的基本规律?如何去理解与分析语法现象中的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怎样理解语言的普遍特征?如何分析语言的结构类型?这就需要在讲授理论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我们将这些问题细化,例如语法的组合规则中语素是怎样构成词的,结合自己的母语来谈谈这个问题。学生会首先想到自己母语的情况,对自己的语言进行调查,不得其解时,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进行补充,在课堂上也能将自己的思考与同学老师进行交流。语言的结构类型可按构词法与句法的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让学生首先去考察自己母语的结构类型,并进行论证,形成研究小论文,分组进行讨论,并请每组代表在课堂上将小组讨论的重要观点进行陈述,这种研究报告的教学形式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习的效果。再如,语言的演变与分化规律性较强,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社会方言、地域方言及亲属语言的关系如何?这一部分的内容实践性较强,可组织学生深入不同阶层、各行业调查语言使用情况,对社会方言的形成及特点有更深入地认识;按所属方言不同进行分组讨论,各地方言有何特点;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查找亲属语言的相关资料,了解其研究的历史、方法及重要观点。

三.学生本位:引导民族视野下的语言学创新项目

立足民族院校特点,指导学生进行语言学创新项目研究,在项目的申报与研究中将民族性、现实性与专业性三者融合在一起,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之下,将民俗与语言结合在一起,拓展学生视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学生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调查与现象分析的能力与水平。在进行语言学概论教学时,我们将所有学生掌握语言及方言的情况作了细致的统计与调查,由于学生人数过百,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种类及汉语方言较为丰富,我们按其所掌握语言的情况对学生进行了分组,我们开展的所有实践活动均以小组形式进行,在各种教学实践活动中,每个小组内部通力合作,有些作业是单独完成,但有些作业如研究报告之类,我们要求以小组形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小组内容成员之间合作意识、团队意识加强,成员之间加强讨论与交流,学生在此过程中自主创新性得以提升,在老师的适当指导下可申报创新项目,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我们指导学生成功申请了与语言学相关校级、省级、部级创新项目,在项目的申请与完成过程中,学生们对语言学概论的学习热情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实践的调查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语言学概论基础的学习,尤其是其中较难的语音部分,这部分在实践调查中显得格外重要,是语言实践调查的前提。在此阶段,这种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转化为一种主动的需求,学习的内容也不仅是课堂上的有限知识,而是调查实地的鲜活而丰富的生活体验。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1.1语义的移用在美国俚语的词语库中,虽然也有使用者独创的词语,但是更多的俚语是使用者在社会生活中对现有词语的一种改造,主要的改造形式,就是将词语的语义进行迁移,具体而言改造可能会根据词语的发音、意义、表现形式等等方式来进行,这种改编的方式姑且不论,但是改编后的俚语变得更加符合词语本身的某一方面,变得更“接地气”,例如swert在标准英语中代表“汗水”,但是其用作俚语时表示的是“麻烦的事情”。Bird本义为“鸟”但是在其作为俚语来讲时,具有“男同性恋者”的意思,banana在英语中是发音比较怪的一个词语,因为这一单词的读音中反复出现了一个读音的不同音节,而且发音比较局促,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忙乱的,所以banana就有了一个全新的俚语意义“发狂的、不知所措的”。

1.2词义的升格在我国的语言组织习惯中,就常出现“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语言形式,以强调语义的表达,在美国俚语中也常出现这种现象,将原本属于贬义或者中性的一些词语,进行词义的升级,升格成为褒义词。例如Funky在标准英语中的原意是“令人生厌的”但是在美国俚语中对这一词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语义诠释,表示“极好的、时髦的”。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realbad原意是“极坏的、糟糕的”但是在美国俚语中表示的是截然相反的“棒极了、极好的”意思,这种词义升格的表达,表面上看来是与语义极不相配的,但是将语句中的意思结合起来,就能够感受到美国人民的那种幽默和顽皮嬉笑的神态。而且这种精神也反应了美国人不受传统束缚、乐于创新的精神。

2美国俚语的社会功能

2.1产生认同感在美国,俚语某种程度上是专业术语的一种调侃形态,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都会因为自身生产生活活动的特点而产生专属于自己行业或领域内部的俚语,这些俚语在外行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在陌生人的交流之中,一旦使用了一个领域的专业俚语,就能够让谈话者对对方的身份产生信任,并极大的拉近谈话者之间的关系,从人的个体而言,在谈话活动中也是愿意使用行业的俚语的,以便能够使自己在心态上与行业本身融合,获得行业或团队成员的认同,从找准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2.2缓解说话者的心理压力在社会生活中,人会受到来自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压力,在面对这些压力时,俚语的应用是一种有效的自我释放的方式,因为俚语本身包含的幽默性、戏谑性,会让说话者在表达结束后有一种释放或者是戏虐的快感,进而达到释放自己的目的,同时俚语作为一种不符合语言标准的非正式语言,本身代表的就是对规范和束缚的挑战和突破,所以借助俚语的方式说话者可以毫无限制的释放自己,缓解心理压力。如上文所说,俚语的应用是对语言标准规范的一种破坏,从社会规范化的角度来说,俚语扮演了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但是从社会生活主体———人的角度来看,俚语的存在让人可以通过一种有限度的破坏活动,来发泄自己心中的压力,客观上保证了人释放心理压力方式的非暴力性,减少了因为心理压力而发生恶性事件的概率。客观的来讲俚语的存在是现实社会标准规范化和人自我压力释放之间的调和剂,能够保证双方的需求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2.3增强亲昵感美国著名诗人曾经对俚语有过生动的描述:“俚语就是这样的语言,他把上衣一脱,往手上啐了口唾沫,就干其活来。”这种对俚语的生动诠释,证明了俚语是一种非正式语言,在正式场合是不能使用的,但是也证明了这样的一种非正式的“接地气”的语言在非正式的环境下应用,会起到拉近谈话者关系的积极作用,如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就可以说“Buddy,howlonghaveyoubeeninthebiz”(伙计,做这生意多久了?)这种说话方式,显然要比正式的说话方式更能拉近说话者之间的关系,增强说话者之间的亲昵感。

3结论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下面阐述如何在日语语言学的课堂上利用支架教学法,将按照支架教学法的五个环节进行介绍。

(一)搭建框架在课程的搭建框架中,教师应当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来对新的知识进行学习,即使一些学生对新的话题并不了解,也能够通过课堂上的讨论,搭建的支架,学习到新的知识。例如学习日语中的位相语,教师首先从学生已有的知识中向学生进行提问,比如提问日语的“吃”,可能学生的回答不同,有的说“食う(くう)”,有的说“食べる(たべる)”,这就是男性女性的表达不同,接下来再循序渐进的给学生讲解根据地域,性别,年龄等的不同,日语的表达方式也可能不同,这就叫位相语。这一过程就是在搭建“支架”,这不只是由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学生们自主的建构知识的框架,学生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是在支架的帮助下,在建构的过程中,慢慢的接受到新的知识。在搭建脚手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分层的设计,由于学生的差异,其产生的新知识也是有差异的,应当考虑循序渐进的设计这个过程,让学生一步一步明白学习的内容。

(二)带入情境当学生开始了解此节课要学习的知识后,可以采用活动方式将学生带入情境,比如让学生观看视频、师生情境对话等,在这里学习日语中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的不同时,将播放一段情景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又不同的任务进行对话。再给学生播放完毕之后,让其自己来判断两段对话的人物的性别,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融入进角色,更快的学习到知识,了解到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的不同。

(三)学生探索在学生独立探索时,教师应当尽可能的引导学生把当前的新知识与以前的知识相互联系结合,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起到引导启发的作用,让学生独立的去学习分析。例如学习日语中男性与女性用语的不同时,教师可以启发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思考,适当的搭建“支架”从而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思路和方向。这样使得学生在回答教师之前提出的问题之后,根据“支架”一步步不断的攀登,一层层深入分析男性与女性用语的不同,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能够自己发现问题,并且根据教师设置的“支架”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完成学习的任务,这样就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合作学习在传统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不能主动的进行学习,就使得学习的内容容易忘记,记忆不深刻。而支架教学法提倡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真正的参与进来,相互协作讨论。可以由老师对本节将要授课的内容来进行设计情境以及活动的形式,可以是辩论或小组讨论等等,鼓励每一位学生都参与进来,共同完成任务。在日语语言学中,我将把学生分成小组,让小组内成员互帮互助,共同完成此项任务。例如,让学生查找日语中根据性别的不同所用的不同的语言、日语中的否定用法、日语中的敬语、敬语的错误用法、日语中对人物的不同称呼等这些问题。小组同学通过分工合作,查找文献资料,最终形成论文形式,以课件形式带到课堂上进行展示。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不仅增加了学生之间的友谊,同时,能够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动手的能力。

(五)评价效果在上述分工合作学习之后,每个小组的成果将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其他组的同学可以对其进行提问,该组同学要根据自己查找的内容予以解答,最后再由教师对整个课堂的过程进行总结,在教师总结时应当对学生多些表扬的话,少些批评的语气,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加的自信,在下次的学习中能够更加的进步。学生的学习效果最终要以学习能力、小组合作中的贡献以及是否完成学习任务方面进行学生自主打分,教师打分以及学生之间的评分。

二、结语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方言。山东省高密市位于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结合部,高密方言属于现代汉语官话方言中的胶辽官话,在胶辽官话中属于青州片[4],高密方言的独特语言特点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均有所体现。本研究以《高方言志》[5]作为高密方言词汇选取标准。《高密方言志》按照志书的编排体例,列出了语音、词汇、句法规律,共计6673条词条,20余句式,以天文、地理、时令等类别进行排列。本研究使用穷尽法逐一检索词条,根据词汇和句式的分类及意义,将第一次检索的结果进行甄别,剔除与其他方言语义重叠的检索项,最后,将甄别结果在英译本中找出对应译文。词汇按照释义、词性、译文、频率等进行编排,句法按照“句型+例句”进行编辑。《红高粱家族》方言语料库包括词汇和句式两个部分,包括25个词汇和5个句子。词汇中包含名词12个,动词6个,副词4个,形容词3个。名词以普通名词为主,其次是时间名词、专有名词和处所名词。动词全部为行为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分别以状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为主。语料库共包含5个句式,分别是“形+补+宾”(例:痛煞了俺武大了),“形+‘着呢’”(例:那人蜿蜒着呢),可能补语“上来了”句式(高密方言可用“上来了”做补语,大致表示“觉得还可以”,例:也不知道他吃上来了不?),“‘伴’+形”(例:他不伴我高),“‘好一顿’+动词”(例:却招来了胶高大队的三支花机关枪好一顿扫射),“动词+不出(个)好+动词”(例:奶奶说好话也听不出个好听来)。

二、《红高粱家族》方言英译本语言学分析

语言学维度的分析包括语音、词汇和句法分析。在语音层面,《红高粱家族》方言中很多语音变化语素具有不可译性。“汉语本身是表意型的语言,所以社会变体并不表现在音形上,而主要在词汇上体现。”[6]《红高粱家族》中的语音变异如果使用英语中的方言变体来翻译将很难替代高密方言在语音方面的独特性。词汇翻译可从语义和词义外延着手,句子翻译从句法的规则和表达两方面展开研究。分析《红高粱家族》英译本时,应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不同表达形式的语言具有相同的表达能力,都有彼此相通或相似的语言功能。“简而言之,翻译既然有文体的差异,就有各自标准的差异。文艺作品的翻译力求‘神似’以及‘化境’,着力于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位。”

(一)词汇分析例1“蛤蟆嘴下那块浅黄色的皮肤不安地咕嘟着。”Itsbackcoveredwithuglybean-sizedwarts,theyellowishskinbeneathitsmouthpoppinginandout.“咕嘟”一词在《高密方言志》中的释义为:(1)撅嘴;(2)液体沸腾或涌出。根据上下文,“母亲”在危急情况下抱着高烧的弟弟等待求救,“母亲看到井底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小汪绿幽幽的脏水,那里很凹,比她坐着的地方更加黑暗。”对井底的描写为信息传递提供了情景,构建了“环境衬托人物”这一框架。对蛤蟆进行的细致描写为了渲染环境的尴尬,从声音感知和画面感两方面衬托母亲心中的恐惧。译文使用“itsmouthpopping”表达了“咕嘟”的含义,“inandout”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再现了原文中蛤蟆的生动形态。但是并未体现出环境的危急与人物的不安。对于这里的处理可以适当添加形容不安状态的副词,例如“anxiously”或者“upset”,将井底蛤蟆拟人化,能使“咕嘟”一词的外延体现得更加充分。

(二)句法分析高密方言的句法也别具特点,其短语和句式在结构、意义和用法上与普通话明显不同。例如:例2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甜酸苦辣,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奶奶说好话也听不出个好听来。Eventhoughtheyhadabellyfulofmisgivings,intime,oneafteranother.Theycouldnotmakeanytroubles.Grandmasaysthattheycouldnotrecognizetheconnotationofwhatshesaid.这个句式归纳成表达式应为:“V不出好V来”(特定否定意义的固定结构)。重点在于同一个动词重复两遍来强调特殊的否定,译文“Grandmasaysthattheycouldnotrecognizetheconnotationofwhatshesaid.”句法结构并没把“听”的概念重复两遍,在句法结构上无法完全体现句式的否定意味。该句式语法意义:(1)用于表示因能力、水平等比较差,导致“V不好,不会V”的意思,暗含信不过或看不起的意味。强调动作主体的能力水平;(2)用于表示因行为、做法不妥,导致“V不出好结果”的意思,暗含批评或责备的意味;(3)用于表示因受水平、经验、条件等的限制,而“感觉不出好V”的意思。这时“V不出好V”是对“好V”感觉的否定,强调的是动作主题对事物本身性质的感知,不含贬义色彩。例2属于第三种语意,“奶奶”认为他们不懂别人话语中的善意,没有辨识她所说的是好话与否。这里,不如译为“couldnot”,不如译为“areunableto”更恰当,内涵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就算是好听的话你也听不懂/就算是好听的话你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对照英译原句,发现否定程度和内涵表达都“打了折扣”。译文在语法功能上是准确的,因为“theycouldnotrecognizetheconnotationofwhatshesaid.”一句中,“couldnotrecognizetheconnotationofwhatshesaid”是充当了谓语的成分。但是鉴于句式中前后两个“V”是同一个词语,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最好也能够使用同一个英语动词来表示,比如“hear”和“ear”。

三、方言特色词及句法翻译的文化缺失

葛浩文作为著名汉学家,虽然在译前准备充分,但难免出现词汇和句法的缺失,这一方面是因为理解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化意象归化和异化中选择了归化补偿的策略,从而造成了高密文化在传递过程中的缺失。“源语文本的作用在于提供信息,形成构筑目的语文本信息的起点”[8]。没有源语文本就不会有翻译过程,反过来讲,译文的缺失,很大程度是因为脱离了原文基础。从词汇层面来看,例如,“那人蜿蜒着呢。”被译为“Heisunreasonable.”“蜿蜒”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曲折延伸。在高密方言中其语音和含义都发生了改变,读音变成了轻声,含义引申为形容人的性格曲折不直接、抬杠不讲理。此处译为“unreasonable”语气较轻且语义欠准确,除了描述人物不讲理之外,“蜿蜒”一词还体现了性格的阴暗和令人厌恶。从句法层面来看,“形容词+‘着呢’”是程度补语,表示强调“形容词”位置的词语。普通话句式中与之相类的句型是:“太+形容词+了”。但是英译本中并没有体现修饰形容词程度的副词,就会造成目的语读者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理解不充分。再如,“左腿棒硬右腿软弱,蹦跶进场子。”译为“hisleftleghard,hisrightlegrubbery.”“棒硬”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坚硬。在高密方言中“棒”字的读音变成了一声,词义引申为:因为肿胀而变得僵硬。“棒硬”一词在这里表身体状况不佳,而不是“hard”表示“坚硬有力而非僵硬”的意思。从句法层面来看,“那人蜿蜒着呢。”一例中,“形容词+‘着呢’”是程度补语,表示强调“形容词”位置的词语。普通话句式中与之相类的句型是:“太+形容词+了”。但是英译本中并没有体现修饰形容词程度的副词,就会造成目的语读者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理解不充分。再例如,“……也不知道他吃上来了不?”译为“…Iwonderhowhefeltthinkingofit.”该句子结构为“可能补语‘上来了’”,“吃上来了不”在高密方言中意即“吃着还可以吧?”同时也表达了关心询问的语气。但是译者仅仅译作我想要知道他觉得狗肉如何,并没有体现原文中所暗含的“我”很关心他是不是爱吃的感情,造成了方言句式在翻译时语义的缺失和主人公感情传达的不充分。

四、结语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代(1980年前出生)农民工不同,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受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少,向往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倾向于在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生活和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劳动技能提高较快,企业容易接纳,职业层次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提高。从农民工留城抑或回乡的意愿来说,一部分人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一部分人从小就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具备返乡务农的劳动技能,无法与父辈们一样,乐于接受返乡的现实;他们有着比父辈更为强烈的城市融入渴求,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地位,享受市民权利。从城市归属感来说,他们成年后即离开农村,没有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但在城市,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迟缓,缺少一种可以长期生活下去的可靠保障,使他们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既融不了城,又返不了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我们调查也证明了这种人口特征。瑏瑥(见表1)另外,从在宁波居住时间看,1年及以下占17.75%,2-3年占36.12%,4-5年占24.73%,6-7年占13.20%,8-10年以上占4.86%。10年以上的占3.34%。从掌握农活的技能看,熟练的占8.04%,一般的占18.51%,基本不会的占69.20%,一点都不会的占4.25%。从身份认同看,认为城里人的占18.97%,认为乡村人的占34.60%,认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村人的占27.92%,认为既是城里人又是乡村人的占18.51%,所以,从城市身份认同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在城里生活工作,但从身份特征上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

二、农民工城市语言生态环境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最直接表现方式,语言已成为使用者的身份标签。瑏瑦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一端连着原农村居住地,一端又与迁入地城市密切关联,语言生态环境如何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陌生的城市,人际交往变得更为复杂,以往生活经历中积累起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使用习惯难以满足沟通的需要,迫使他们改变原属地的语言惯习,学习使用流入地的主流语言或方言。根据我们对以流入地居留时间长短为分类标准的考察中,发现农民工的语言同化大致会经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自觉运用这样一个过程。农民工在适应城市语言生态环境的起始阶段,流入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使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在城市立足和生存;在中期阶段,在环境的压力下,农民工原有的语言习惯慢慢放弃,新的语言习惯逐步掌握,并以流入地语言使用为主,兼带原有方言;在最后阶段,农民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并在平常交际中自觉使用,其原属地的语言意识和习惯已经基本淡化。从社会语言学意义上讲,语言具有身份特征。人们一般通过语言交流获得职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通常会十分在意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从而使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受到影响。

不同语言的使用会泄露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使用外来方言意味着是外地人身份。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地方方言主要在有地缘关系的人群内部使用,如对外交际使用,容易使本地居民产生歧义和误解。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外来方言的地方属性和身份表征,是社会排斥歧视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使用普通话可以较好地掩盖乡音,避免母语方言中隐性信息泄露;同时,普通话容易使交流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其身份被对方认同。瑏瑨语言的地域性特征对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语言生态环境是不利的,除非你能熟练地说普通话或当地方言。我们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在工作场所,能讲标准普通话当然最好(占8.50%),不会讲,也尽可能地使用掺有浓重地方方言的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二者占80.88%),使用母语方言加手势的最差(占10.62%)。在消费场所,农民工一般很少使用单纯的母语方言进行交流和询问,尽可能使用标准或不标准的普通话(约占90%)。在有可能与当地居民结交朋友时,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相对较高(约占85%)。在家庭内部成年成员交流时,绝大多数人使用母语方言,而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较少;但父母与子女间交流时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用普通话(包括不大标准的普通话)的达64.95%,使用母语方言或宁波方言的仅为28.07%和6.98%。虽然农民工在与本地居民交流时尽可能使用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但实际上能真正听懂宁波话的人不到40%,“听不懂”和“小部分听懂”宁波话的占大多数。由此表明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之路还很长。宁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语言环境现状和语言使用场景变化表明:第一,农民工语言使用呈现典型的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的多语码共存现象。他们根据不同的语言场景和交际对象进行语码转换,在以沟通为目的的外部语言交往中,普通话在语言地位发挥了强势作用,宁波方言的使用比重明显也高于母语方言。这主要是一方面为了便于交流和沟通,获得外部资源,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掩饰自己原来的出生地,这是由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强势语言生态环境造成的。使用当地强势语言,便于寻找工作和获得职业,更主要地是为了维系工作沟通,长期语言障碍就可能被企业解雇,最终难以在城市生活下去。所以,外来人口的语言同化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只能适应,不能违背。第二,在家庭内部,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隔代亲人使用语言也存在显著区别。随同父母来城市的子女一般在当地学校上学,学校都使用普通话进行教育,为了培养子女的城市语言能力,父母在与子女交流时,普通话便上升为主要语言,较少使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这一情况表明,比老一辈更高文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使整个家庭更快地融入城市,并在当地定居下来,必须改变原有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习惯,这对下一代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语言使用方式。第三,在城市语言态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659)对普通话表示喜欢的占76.18%,无所谓的占20.03%,不喜欢的占3.79%。对宁波方言,喜欢的占12.44%,无所谓的占57.21%,不喜欢的占30.35%。这表明原属地语言的改变虽然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但这个转变与自己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可能获得比不转变要多得多的收益,因此,这种转变具有功利性特征。这种功利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普通话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具有交流的便利性、易理解性,能更深刻地掌握对方语言所表达的含义,使交流变得更为默契。二是使用当地方言,能显示人群关系的亲密性,获得好感和同情,便于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三是当外来人口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通过语言联络,能获得当地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使面临的困难得到及时地和较好地解决。第四,在城市语言功能评价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286)认为普通话和宁波方言有用处的占90%以上;认为母语方言有用处的约占70%,没有用处的约占30%。首先,农民工对普通话的选择行为与其对普通话功能的高度评价及情感态度的喜欢程度是相匹配的。其次,农民工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的情感态度及语言功能评价方面出现错位现象,一方面农民工情感上并不认同宁波方言,但却对宁波方言的功能给予较高评价,这与其主动学习宁波方言,并在外部沟通中逐步提高宁波方言使用比例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情感上倾向认同母语方言,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母语方言在流入地处于弱势地位,使用的范围较小,不利于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再次,农民工的语言情感态度和现实功能之间的博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尴尬处境和欲罢不能的城市融入困境。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进程

一般来说,在语言交往圈中使用主流语言的人群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强势地位,使用非主流语言的外来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新生代农民工要获得市民待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必须改变原有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熟练地使用当地社会的主流语言,但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过程不是整齐有序、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曲折、复杂、反复的磨练过程。

1.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形式根据上述分析,当前城市语言生态环境下,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概括地说有以下四种:①在内群体和家庭中使用方言,与外群体交往中尝试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②交替使用普通话、老家方言和当地方言;③逐渐放弃老家方言,采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④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社会交往。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许多。第一,语言转换与人的交往圈有关。大多数农民工初至宁波社会交往圈较小,主要与亲戚、朋友、老乡交往。根据我们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经常接触人群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对外交往的比较少。所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既起因于地缘、血缘,也与经常使用同一种语言密切关联,人的关系越亲近,语言的近似度越高。第二,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转换是交替进行的。根据调查,目前能熟练和比较熟练地讲宁波方言的人占比达30.02%,偶尔讲几句的占36.46%,比刚来宁波时根本不熟悉、不会讲到逐步会讲一点有了明显提高,并且当前使用宁波方言人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环境中,语言使用形式发生了明显转移。但这一转换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交替的,不是直线进行的。夏历(2007)和刘玉屏(2007)的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第三,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语言转换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由于受教育年限的不同,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语言转换较快,可能实现一次性转换,反之则转换较慢,需要多次的转换。我们的调查表明,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的能讲宁波话的比例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又高出40个百分点。从对家乡的依恋感讲,乡情感强烈的人,转换速度相对慢一点;乡情相对淡薄的人转换速度快一点,说明恋乡情结也对语言同化有着直接的影响。第四,农民工语言转换还表现为“显性同化”和“隐性同化”两种形式。“显性同化”形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强迫自己使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虽然能说得比较流利,但在语言使用的心理情感上并没有完全认同;“隐性同化”形式是指不但嘴上说,在语言态度和心理情感认同方面都给予了接纳,并能自觉地使用,这是语言同化的高级阶段。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使用者在内心深处对流入地语言的心理、情感、态度方面的感受度不同。

2.农民工语言同化进程第一,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积极的适应过程。在文化观念和心理情感上认同流入地城市,是外来移民言语使用结构发生变化的首要条件。黄亚平、刘晓宁(2008)的研究表明,语言的相似度越高,文化的认同度也就愈高,使用共同的语言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联接在一起,城市新移民即使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一种归属感和心理慰藉。瑏瑩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对环境选择的结果。人们的职业获得、市民待遇、文化教育、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权利平等,以及市民群体对城市外来流入者刻板印象消除和关系和谐,需要农民工主动积极地去争取。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工必须使用当地市民群众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语言形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言辞表达能力和意境理解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较好的职业机会、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等。第二,农民工语言同化与流入地文化适应过程密切相联。Berry,Phinney,&Sam(2006)认为,移民个体与主流社会的个体或集体的交互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的互动和适应过程。瑐瑠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一般会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态度调整和模式适应的选择。著名社会学家Berry(1993)将移民文化适应的模式区分为四种,即整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瑐瑡语言同化作为文化融入的一部分,农民工一般经历从会听到会说并能完全领会当地语境的渐次演进过程,其模式也大致可以分为:被动接受型(语言环境压力下的被动使用)、主动倾向型(积极适应和使用当地强势语言)、内外分离型(家庭、朋友与外群体使用两种语言以上进行交流)、孤独抗拒型(仍然使用来源地方言)四种,并依据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社交网络变迁和文化适应状况,交互替代、逐渐转化。第三,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演化的过程。一是农民工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语码共同使用(母语方言、普通话、迁入地方言)。二是农民工语言使用具有“二重性”,社交场合主要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家庭内部和同乡之间的交流则以母语方言为主,依据场合不同会自觉做出语码选择或转换,呈现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三是母语方言逐渐弱化,甚至异化,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双重方言”人数明显增加。四是言语交际策略做出了一定调整,并向流入地言语习惯靠拢,呈现出与流入地城市语言同化的趋势,甚至原有语言被彻底遗忘,新的语言成为唯一使用语言。第四,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漫长的再社会化过程。随着农民工居住年限的增加,新的语言库不断扩充、语码选择模式渐次变更,言语交际策略适时调整。瑐瑢一般来说,移民的语库扩充主要表现在言语使用者自觉趋同使用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并以此作为人群交流的首要工具。我们对宁波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专项调查(N=286)发现,随着城市语言生态环境变化,农民工的语库不断扩充,语言种类日益丰富。来宁波前,农民工语库中一般只有母语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言资源(一种的占52.45.%,两种的占44.76%,三种的占2.79%)。来宁波后,语库中不仅有母语方言、普通话,而且增加了宁波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甚至英语。说明语言同化过程增加了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运用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趋同与当地方言或普通话时,不仅与当地人实现了信息互换,而且有利于在语言感知上追寻“我是谁”,从而加快了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3.农民工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语言同化的现实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资源具有充分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可以促进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农民工不但需要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会相适应,还需要改变原有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完成农民工语言的再社会化。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是:第一,积极营造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和加强农民工语言能力培训。一是对农民工的浓重方言口音应包容和接纳,流入地居民不能因他们说外地话对其嘲笑歧视。二是流入地政府在免费对农民工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时也提供必要的普通话讲说能力培训。如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在开展普通话培训时,开设写作培训课,提高农民工的文字表达能力,开展读书演讲、朗诵比赛等活动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第二,进行广泛的语言实践,深刻地领会语言意境。在生养的家乡,农民工能准确、灵敏、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在城市,处在陌生环境,在与当地人交流时往往会显得很紧张,甚至缺乏自信;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不能流利自如地运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工一方面需要通过语言教育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在现实语言环境进行锻炼,并在实践中领会当地方言的真实语义。第三,在表达方式上,农民工应从主观上排斥当地语言,到心理情感上认同当地语言,从讨厌使用当地语言,到积极主动地使用当地语言,从而在语言生活上自觉融入城市社会。

四、简单结语

语言学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检验医学内容更多的是形态学及抽象的生物学反应等常规示教不可能确切表达的内容。多媒体技术以视频、图片、动画等多种教学手段可以将微观、抽象的内容转换成形象、宏观可视的图片或动画,能给学生呈现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内容,理解准确,记忆深刻,又便于教师的控制,具有使用方便、简单实用、控制灵活等特点,提高学习效率,活跃课堂气氛,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幻灯在课堂中应用最广泛,每位教师应多掌握幻灯制作的技巧,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注意美观,条理清晰,可以插入各种有寓意的图片,甚至是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偶像,比如当介绍自身抗体检查时,可以插入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明星:迈克尔.杰克逊,但多媒体技术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的板书教学,教师仍然要利用板书在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讲解,做为补充。

2精选教材

医学专业使用的教科书,与现代检验医学相比,内容滞后,脱离实际较远。比如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抽血时间现在已经改为0、1、2小时各抽血1次,而《健康评估》第3版教材仍是0、30分钟、1、2、3小时各抽血1次。目前,教材种类繁多,要精选能反映最新理论,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教材。有些教材,学生毕业工作后几乎不再使用,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指导临床工作。检验项目的卫生行业标准每年可能都会更新,教科书很难跟上这个速度,所以授课时,将现在的新理念,新标准传授给学生,免得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使学生在生产实习时能更快的融入临床实际工作,思维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教师在备课时,要精通教材,并尽量博览本学科各种权威书目,向学生推荐参考书籍,了解学科的新进展,新理论,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方能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

3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沟通应是教学改革的重点

长期以来,临床与检验缺乏沟通,造成双方不信任,不理解,不尊重,很难确保医疗质量。近10年,越来越多的检验专家提出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重要性,并已经在切实的做着这样的工作,学会与临床沟通是检验人才的发展出路,也是检验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检验人员要学习临床知识加强临床意识,主动参与临床的诊疗中。临床实验室工作的核心是检验质量问题,ISO15189文件的核心是医学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强调医学检验的分析前、中、后全过程的管理。这个过程需要所有医护人员的配合与理解,比如分析前,具体工作全部由医师和护士来完成,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和检验人员必须加强交流与协作,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医生申请检验项目,需要医生对该项目的适应证、临床意义、采集要点等完全知晓,而且医生应知道实验室都开展哪些项目,如何选择。临床医师对检验项目深层次的理解及横向知识略显不足,需要与检验科沟通、联系。标本采集是检验质量的重要环节,可以说不合格标本大部分是检验分析前造成的,尤其标本采集过程,需要采集人员掌握采集手册,也需要检验人员进行宣教,保证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在分析后质控中,帮助临床医师正确分析、合理使用检验报告,对所测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并收集临床科室或患者的反馈意见、接受合理建议、要求、改进检验科工作,或开展新业务,满足临床需求。分析后的临床沟通工作在微生物学检验中尤其重要,微生物检验医师要参加临床的会诊,并要给出合理的建议,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监测所在医院的耐药谱,细菌谱等等,这些将提升医院感染疾病的诊疗及感控水平,这就要求检验人员有一定的临床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林发全等认为无论在校教育,或是在职教育,检验医学应该改变过去不重视检验与临床沟通的教学状况,在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或临床医学概要等课程中增加检验与临床沟通的专题内容。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